论“和谐社会”的思想渊源与国际意义

论“和谐社会”的思想渊源与国际意义

zhijiang.net.cn 日期：2005-7-20 来源：本站

提要：本文试图探讨中外思想史上，特别是中国古近代思想史上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渊源及其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和国家发展的巨大作用，理清“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反映当今世界不和谐现状对和谐精神的期盼与呼唤；征引世界著名学者和政治家对中国和谐政治思想国际意义的精辟论述；指出中国和谐思想被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法规所采用，从而论证中国和谐文化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促进作用。

    继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于今年7月1日签署了中俄两国《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第一次向世界发出了“建设发展与和谐的世界”的伟大倡议，把建设“和谐的世界”作为“中俄两国与其他有关国家共同不懈努力”的奋斗目标，已经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关注。因此，探讨“和谐社会”深厚的文化底蕴、科学内涵，增强中国和谐文化的亲和力，提高国际社会对它的认同感，发挥它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推动作用，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和谐社会”的思想渊源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我国古近代和西方思想史上，都包含着丰富的“和谐”理念和对和谐社会的憧憬。

    1、中国最古典籍中的和谐社会理想。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的《尚书》就提出了“协和万邦”的主张：“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1]，就是先“亲九族”，把自己的宗族治理好；继而“平章百姓”，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进而“协和万邦”，使各国和谐相处。从此，中华民族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主流的路线一直是“以德服人”，“协和万邦”，并成为贯穿中华民族整个发展过程的民族精神，在中华民族大融合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另一上古典籍《易经》中的卦象、卦辞和爻辞，提出一阴一阳、一刚一柔、阴阳对称，刚柔调和，描绘了一幅统一和谐的宇宙图景。《易传》提出天地人是一个整体，天人相参，天人和谐，认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席物，万国咸宁”[2]。意即依据乾道即天道的变化，人获得自己的命运和本质，变化会有差异，但冲突又要融合，即走向太和，而和的的价值是万国安宁与繁荣。这里的“和”即和合、和谐、和睦；“合”即同心合力，协同合作。只有“和”才能上下合一，万众一心，天下太平，百姓安宁。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倡导“既且和平，依我馨声”，虽然是讲言语和谐，但也包括了天地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群己和谐[3]。还说“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4]意即百姓整日辛苦劳作，向往富足安康的生活，只有建立这样一个国家，内忧外患自然消除了，充满了对和谐社会的向往。中国最早的史书之一《国语》提出“和合”思想，赞颂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5]。意即商契能和合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使百姓安定和谐。又云：“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即世界生生不息，万物丰长；如果没有差异，事物就会停滞，就不会有新事物产生；又云“以他平他谓之和”，即相异的事物相互协调，并由对立到统一就是“和”。自此，“和合”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遍观念。

    2、儒家的和谐社会论。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把天地人看成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强调人际关系和谐有序，并建立起以“仁”为核心，以“德”为基础，以“礼”为规范的德性思想体系，以此来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儒家和谐论有三个重点：①强调“和”与“人和”及“和谐”的极端重要性：一是强调“和”是礼的重要体现。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6]。认为无论是依礼法维护等级秩序，还是在夏禹、商汤、周文王等有成就的先王们的治国之道，“和”都体现了珍贵和美好的价值，这是和谐论的集中表述。二是把“和”看作是天下之正道，“和者，天地之正道也”，所以为人处世都要讲究“贵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三是强调“和”是最高的德性，“德莫大于和”[7]。四是强调“人和”是成就事业的关键所在，“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8]。②提出中庸是实现和谐的方法。中庸也可叫中行、中道，其含义有三：一是要求人们在待人处事时，坚持适度的原则，把握分寸，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从而实现人际和谐、社会和谐。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呼”。以中庸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志，强调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倡导“致中和”，认为天地万物，只有各得其中，才能相互依存：“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忠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9]。强调“中和”是天下之“大本”“大道”，中和、和合、和谐是天地万物存在发育的规律。二是要求做人多站在别人的立场想想，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事；三是“择乎中庸”，通过“求同存异”，把看似矛盾的两件事调和乃至统一起来。这对增强凝聚力，缓和紧张局面，处理棘手矛盾，确有意想不到的功效。③“仁爱”是和谐的出发点。孔子回答樊迟问仁时说：仁即“爱人”[10]就是“泛爱众，而亲仁”[11]，“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12]。其弟子子夏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13]。孟子说：“仁者爱人”[14]，爱人不能光爱自家人，还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5]，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爱人者人恒爱之”[16]的效果。由爱亲人而爱百姓，由爱百姓而爱万物，就可以实现仁政。仁政实现了，天下自然安定和谐。仁爱学说是中国人民处理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可以延伸到忠恕、孝悌，克己以及智、勇、恭、宽、信、敏、惠等美德以及仁政、德治。因此，天地之间的人类应该循天之道，在各方面保持协调和谐，重点是人际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天人合一”，包括人体自身的和谐。和谐所追求的目标是由人际关系的和谐而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安宁、详和。刘向则进一步指出，如果不和，将导致很坏的结局：“四马不和，取道不长；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家室不和，室家大凶”[17]。《礼记》还描述了一个和谐理想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18]。这个大同社会的特点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实行财产公有，财物不必藏于己；各尽所能，为社会做贡献的即出力不必为己；进行社会分工，使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实行民主，讲究信用，选贤举能，消除私有观念，使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消除战争实现和平，社会安定和谐，没有刑事犯罪。这个和谐大同社会，成了2000多年来中国仁人志士不断追求的理想目标。

    3、墨家、道家、中国佛教、道教和董仲舒的和谐思想。墨子认为和谐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倡导兼爱、和合、非攻、尚同，执着地追求友好、和平与和谐。他认为天下百姓应该“兼相爱，交相利”。“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19]，否则，“离散不能相和合”，就会相互伤害，天下大乱。他坚主“非攻”，反对“大则攻小也，强则攻弱也，众则攻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等侵略战争，认为这些侵略战争祸国殃民，荒废农时，毁人城廊，割人庄稼，伐人树木，杀人百姓，涂炭生灵。墨翟不仅倡导和平和谐，而且践行和平和谐思想，公元前444年至前399年，先后三次止楚攻宋、止齐攻鲁、止鲁攻宋，至今传传为美谈。道家创始人老子，也认为和谐是宇宙本身的常态，倡导“贵柔”、“知足”和“不争之德”，主张“无为而治”[20]，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和“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21]，意即道蕴含阴阳两个相反方面，万物都包含着阴阳，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认为人类处理自己和万物的关系必须取法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保持天地万物的和谐。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形成的中国化佛教的核心理论是非暴力论，主张灭欲、慈悲、中道、和谐。认为人是由色、受、想、行、识五种因缘和合而产生的和谐统一体；强调佛光净土，永恒安乐，菩提树下，众生平等，天地万物，同体大悲，仁者无惧，慈悲无我，团结互助，同体共生；力主中道，不走极端，水到渠成，花开蒂落，因缘和合，终成正果。道教也强调阴、阳、和三者和合，万物才得以生成。这些都是中国广大人民向往和谐社会的反映。西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对诸子百家的绝对排斥，而是以儒家思想为本位兼取道、法、阴、阳五行等各家思想，主张把礼治和法治结合起来，明显受到燕齐文化影响，认为和是天地间最普遍的原则，是最高的德性。

    必须指出古人所追求的“和谐”并不否认矛盾、差异和必要的斗争，它本身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是把矛盾、差异和斗争限定在相互依存的和谐体中，防止用过度的矛盾斗争而破坏了不同事物存在的基础，使事物发展停滞不前。同时，这种“和谐”受到不平等的阶级社会和宗法等级制度的限制，只有各人安于君臣、父子、夫妇、诸父、族人、兄弟、诸舅、师长、朋友等九个方面关系中自己的名分和地位，与人“无争”，处事“中庸”，才能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而且这样和谐的人际关系也是讲原则的，《中庸》提出“和而不流”反对无原则的随波逐流和随声附和。但这种“人和”与“和谐”精神对调节人际关系，缓和社会矛盾，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同心力的形成，促进社会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

    4、近代的和谐思想。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出要建立“务使天下共享”，“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不人不饱暖”的社会。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将人类社会的进化归结为据乱、小康、大同三个阶段，在大同阶段要建立“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合民族；去神界，同人类；去刑界，保独立；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先公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不仅提出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最高理想，而且提出了三民主主义学说，其中“民主主义是对外国人争平等的，不许外国人欺侮中国人；民权主义是对本国人争平等的，不许有军阀官僚的特别阶级，要全国男女的政治地位都是一律的平等；民生主义是对贫富争平等的，不许全国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穷人的分别，要人人都能做事，人人都有饭吃。”

    这种“和谐”理念经过长期的薰陶，渗透在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讲详和、谦和、温和、和睦、和蔼、和善、和气生财，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外和顺，家和万事兴等等，体现了一种博大宽广，包容兼顾的精神境界，体现了追求协调、团结，齐心合力开创未来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经验结晶。和谐思想造就了中国人民成为爱好和平的民族，形成了多民族和睦共存、多元文化融合共生，重视人与社会，自然统一性的文化传统，是中国文化的精华所在。

    5、西方社会的和谐思想。和谐社会在社会主义思想先驱者那里一直是一种美好的理想。空想社会主义大家傅立叶1803年写了《世界和谐》一书，预言不合理不公正的现存制度将被新的“和谐制度”或“和谐社会”所代替。他认为在自然体内存在和谐的秩序，那么在社会体系内也同样有和谐的秩序，必须彻底清除资本主义的残酷和不公，构建工业与农业、家务与教育、生产和消费的联合体，在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各阶级的融合。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他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书中一再“提倡社会和谐”，指出未来社会是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形成一种融合的互助的友爱的各得其所的高度和谐的新社会。在西方思想史上，毕达哥拉斯所说“整个天是一个和谐”，可能是最早提倡的和谐；文艺复兴后，笛卡儿、莱布尼茨、黑格尔等都主张和谐。莱布尼茨认为“宇宙是一个由数学和逻辑原则所统率谐和的整体”。与马克思同时及其后，西方社会学家提出了社会均衡论，协和社会论、社会系统论等被称为“三足鼎立”的“社会和谐”论，均有先天不足之处，却不失为社会和谐理论的先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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