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社会”的思想渊源与国际意义

论“和谐社会”的思想渊源与国际意义

zhijiang.net.cn 日期：2005-7-20 来源：本站

    2003年12月1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哈佛大学发表《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论述了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国际意义：“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又是以和为贵，就是和的文化，当然我们还要和而不同，这种不同是相互补充，是相互借鉴，而不是冲突的来源。”“‘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一个伟大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善待友邻，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27]”他说：中华民族历来酷爱和平。2000年前，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是防御性的。1000年前，唐朝开辟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是为了把丝绸、茶叶、瓷器等销往世界。600年前，明朝著名的外交家、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是为了同友邦结好，带去了精美的产品和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面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传统文化，许多世界大师都对‘以和为贵’思想心醉神迷。他们认为，西方人是在与外界对立冲突中建立民族形象和认同的，而中国人却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构为一”的万物和谐共处中把握自我精神和本质，进行“内圣外王”的个人和民族的人格修养[28]。

    2、国际组织和国际法规文件对和谐理念认同的越来越多。随着中国和谐文化影响的扩大，国际上用“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观点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法规、文件越来越多。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规定：“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第一条规定“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如同政治和其他关系一样，除其他外要受下列原则指导：a.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b.所有国家主权平等；c.互不侵犯；d.互不干涉；e.公平互利；f.和平共处”。这就是说国际法基本原则中的这六项原则，实际上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吸取中华民族古近代和谐理念精华而升华形成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该宪章第1条关于“每个国家有依照其人民意志选择经济制度以及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的不可剥夺的主权权利，不容纳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强迫或威胁”的规定，就是规定了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

    1993年美国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通过了孔·汉斯起草的《世界伦理宣言》。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普遍伦理计划”，孔·汉斯继而起草《人的责任之世界宣言》，都特别引用了儒家忠怒和谐的文字，或理念。其中《世界伦理宣言》指出：“经历数千年，在人类许多宗教与伦理传统之中都可以找到下列原理，并不断维持下去，即‘已所不欲，施于人’。或者用积极方式来表述“己之所欲，施之于人”。“这应该是通行于生活的所有领域—家庭与社区、种族、国家与宗教的不可取消的无条件的规范。”[29]这是汉思起草的《世界伦理宣言》的基本原则，又称“金律”。这里引用了儒家忠怒和谐精神的原文，但引申为“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就出现了偏差，强势文明或强国借助自己政治经济力量乃至武力干涉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和宗教信仰就会引发天下大乱。

    2000年8月联合国召开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一千多名宗教领袖共同参与的“宗教和灵性领袖千年世界和平高峰会议”，发表《为全球的和平而奋斗》宣言，表示各宗教团体应当在互相尊重和理解的气氛下，为和平、公正、消除极度贫困、环境保护以及社会团结而奋斗。同年9月8日，联合国又召开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各国政府首脑聚会，150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通过“千年宣言”，肯定了自由、平等、团结、宽容，尊重大自然，以及共同责任是当今国际关系的基本价值观，决心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环境。

    2003年6月10日关于不同文明对话的部长级国际会议通过了《关于不同文明对话的新德里宣言》承认宽容对于所有文明的基本价值，承认所有文明都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2004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拉莫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文章，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并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模式”，主要是：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实验是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尽管这对中国和平和谐发展模式概括并不全面，但“北京共识”的思想日益成熟和完善，成为全球既不认同计划经济，又不接受“华盛顿共识”（削减公共福利开支，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限制等），而是试图探索“第三条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一面旗帜。

    中国倡导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不仅促进了中国与俄、哈、吉、塔四国边境的和平、稳定与安宁，而且为维护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冷战思维的新安全模式或结伴而不结盟的新型国际制度。2001年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明确提出的“上海精神”就是“它培育出来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和谐精神，不仅是五国处理相互关系的经验总结，而且对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1]《尚书.尧典》；[2]《乾.彖传》；[3]《诗经.商颂.那》；[4]《诗经.大雅.民劳》；[5]《国语. 郑语》；[6]《论语.学而》；[7]《论语.子路》；[8]《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9]《中庸.第1章》；[10][13]《论语.颜渊》；[12]《论语.公冶长》； [14][16]《孟子.离娄下》；[15]《孟子.梁惠王上》；[17]刘向:《说苑.敬慎》；[18]《礼记.礼运篇》；[19]《墨子.兼爱上》；[20]《老子.68章》；[21]《老子.55章》；[22]罗素:《中国问题》,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37页；[23]田广青:《和谐论》,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24]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译本第277页；[25]乔纳森.阿德尔曼等：《象征性的战争》,台北国际关系研究所1993年版238页；[26]《人民日报》2002年10月25日一版；[27][28]2003年12月11日《京华日报》；[29]刘述先：《全球伦理与宗教对话》,台湾立绪出版社2001年版65页。

(作者萧栋梁，男，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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