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少数民族对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

湖南少数民族对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

zhijiang.net.cn 日期：2005-7-20 来源：本站

    湘西南是侗族、苗族聚居区。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陷，国民党政府也被迫迁往重庆，这样，湘西南的战略地位显得尤为突出，这里地处黔楚蜀之咽喉，西南江山之门户，成为西南大后方的前沿军事重地。抗战爆发后，湘西南各族人民愤于国民党的溃败自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秋，靖县（今清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各族人民组成了有800多名官兵的“靖县抗日自动兵团”，开赴宝庆（今邵阳），其中有200多人编入国民党正规军，走上抗日前线，杀敌卫国。[6]（P43）在通道、新晃、芷江等侗族地区，在共产党地下组织体育场下，一些侗族青年积极参加“读书会”、“抗日同盟”、“抗日救亡大队”、“农民抗日救国会”等组织，他们订报纸、出墙报，了解和报道前线战况，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有的侗族青年还奔赴延安，献身抗日救国大业。

三、揭竿而起，湖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反蒋抗日

    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湖南各少数民族地方武装也纷纷揭竿而起，从1935年至1945年10月间，在湖湘大地上掀起了多次自发地反蒋抗日的斗争。其中在湘西有梁明元、吴恒良领导的以苗民为主体的革屯抗日斗争和永顺彭春荣领导的以土家族人民为主体的武装斗争；在湘南有冯绍异领导的以瑶族人民为主体的反蒋抗日斗争；在湘西南有杨位三、杨圭洁等领导的以侗族人民为主体的“三抗”武装暴动，等等。

    湘西苗民革屯运动是苗族人民为推翻自清朝以来封建统治者压迫和剥削苗民的屯田养勇制而进行的斗争。1936年起，湘西苗民在石维珍、梁明元、吴恒良等人领导下，揭竿而起，要求“废屯升科”。抗日战争爆发后，苗族人民愤于日寇侵华，将反抗国民党军阀统治与抗日斗争结合起来，提出了“废屯归民”、“抗日救国”的口号，成立了“革屯抗日军”、“湘西苗民革屯抗日军”，就连凤凰苗族地主龙云飞也乘机成立了“湘西苗民革屯抗日义勇军”。麻阳县苗民龙杰也率众响应，到1938年，湘西苗区多半落入革屯军之手。在革屯运动后不久，1941年4月，湘西苗民又爆发了反抗国民党政府不断加捐加税和抬高盐价而引起的“布将帅”（跳仙会）运动，这是继革屯斗争后湘西苗民的又一次反蒋抗日斗争。[16]彭春荣领导的以土家族人民为主体的地方武装主要活动于永顺、龙山、桑植一带。这里曾是当年贺龙领导的红军活动的地方。因此，他们的举事在很多方面受当年红军斗争的影响，特别是在队伍领导层中，有不少人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如政治部主任宋湘灵早年就与共产党员朱早观有交往，他曾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的口号，主张抗日；彭部支队长贺文慈是贺龙元帅的堂弟，曾是红军干部，因与主力失去联系才加入彭春荣的队伍；参谋长潘邦典也曾参加过红军。因此，彭春荣队伍的反蒋抗日色彩很浓。1939年，彭春荣第一次组织联军，成立了“湘鄂川边区联军抗日指挥部”，1942年，彭部与龙山瞿伯阶部合股，正式成立了“湘鄂川边区民众抗日游击指挥部”，商议以“抗日”为宗旨，“以抗丁、抗粮、抗税”相号召。指挥部的成立，使边区军民武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局面，形成为自红军之后湘西最大的一支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地方军民队伍。他们提出了“我们的队伍是湘鄂川黔神圣革命的武装部队，我们为被压迫湘鄂川黔同胞首先奋斗”，“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等具有反抗民族压迫和抗日斗争性质的口号。这支部队曾试图从永顺东进，去抗击来犯日军，但在行军途中，惨遭国民党军队围剿而失败。[17]

    南瑶民冯绍异领导成立的“组军筹备办事处”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破坏而流产，但他并不气馁，1944年，他又联络冯福太、盘长保等人组织了一支一百多人的瑶民队伍，同时又在江华县麻江河、蒋家河两地组织了另外两支瑶民队伍，共达五百余人。为了反对投降，奋起抗日，冯绍并决定夺取水口警备队的枪支，武装瑶民队伍，后由于敌有准备未成，乃化整为零，返回瑶山，待机再起，这就是著名的瑶族人民反蒋抗日的“水口事件”。

    在湘西南侗族地区，1939年爆发了以晃县（今新晃侗族自治县）为中心的侗族人民自发的“三抗（抗丁、抗役、抗税）武装暴动。三十年代末，国民党政府以抗日为名，行加紧准备内战之实，在后方大肆征兵，一个11万人口的晃县，每月征兵多达85名，年征兵数占全县总人数的1%，征抽壮丁时，又畏强凌弱，徇私舞弊，引起乡民愤怒。1938年8月，县政府派兵前往凉伞乡抽丁，遭到群众反抗示威，次年3月，县政府又派兵武装抽丁，更激起侗族人民的反抗，群众包围了乡公所。这时，侗族人民“三抗”斗争声势大振，共推侗族人杨位三、杨圭浩等为首领，正式建立了暴动武装，队伍发展到千余人，震动了国民党省政府和鄂湘川黔边区绥清公署，派兵镇压，到7月，坚持了五个多月的“三抗”斗争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死于国民党屠刀之下有百余人。[18]

    总之，湖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的反蒋抗日斗争，也是湖南各族人民对抗日战争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英勇斗争也给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予有力地打击，大大鼓舞了湖南各民族人民为抗战胜利作贡献。

四、浴血奋战，湖南少数民族爱国将士驰骋疆场

    湖南少数民族地区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把各民族同胞引上了支援抗战，为抗战出力的具体行动，广大土家、苗、瑶、侗、回、白等族儿女拿起武装奔赴抗日前线，浴血奋战，为争取民族独立、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一）在抗日民众运动的推动下，湖南少数民族热血青年志愿入伍，奔赴抗日前线，杀敌报国。

    早在1931年，在长沙的湘西籍各民族青年志愿参加了青年抗日“铁血救国团”。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后，他们奔赴前线，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沉重打击了进攻上海的日军。1938年武汉、长沙沦陷后，湘西龙山、泸溪、慈利等县遭日机轰炸，损失惨重。日寇的暴行，更加激起湘西各族人民的愤慨，龙山县上辰乡（今水田坝乡）8名土家族青年，“见国难日极，痛日寇横行，激于爱国热忱，自动申请上前方杀敌”。[19]保靖县胡芦乡苗族青年梁官汉、梁官开兄弟争先服役上前线杀敌。[20]1939年12月，大庸县招募抗日志愿兵，各族青年踊跃报名，一次就募得两个营的兵力，后来有的还参加了著名的广西昆仑关战役。[21]“中国回教协会邵阳分会”也为抗日输送了一大批回族青年入伍，据不完全统计，抗战中，邵阳就有苏建雄、苏建武、苏荣、苏超等一批回族将士壮烈殉国，海宝生等多人负伤致残。

    此外，湖南各少数民族知识青年也志愿参军参战。1945年1月，大庸县两批入伍青年共130余名，编入青年远征军205师；永绥县志愿入伍的知识青年一次就达130余人。土家族知识青年夏次叔（龙山人），1931年在北大求学时就曾任北大学生抗日运动委员会主席，抗战爆发后，任国民党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司令部上校机要秘书等职，在徐州会战中壮烈殉国。就连被誉为中国“画马四杰”之一的土家族画家张一尊（吉首人）也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担任团长职务。

（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推动下，国民党政府招收和改编的湖南少数民族部分地方武装也奔赴前线，在华中、华南等地参加了正面战场的抗日斗争，有的还被编入中国远征军，入缅与盟军共同对日作战。

    1935年，湘西巡防军改编为新34师（后改为陆军128师），奔赴淅江一带担任海防。这支部队是清末民国初年以湘西绿营巡防军为前身，大多数官兵是湘西苗、土家、白等各族子弟，勇敢善战，被称为“竿军”。抗战爆发后，他们在师长顾家齐（凤凰人）率领下奉命在浙江嘉善阻击日军从金山卫登陆，全师官兵浴血奋战七昼夜，伤亡2800余人，有效阻击了日军推进。1938年初，湘西苗民革屯军以抗战大局为重，经过谈判和苗族作家沈从文的斡旋，接受改编为新6军暂5师和暂6师，8000名苗族将士开赴抗日前线，在湘北一带与日军血战，为著名的“湘北大捷”作出了贡献。[22]1936年秋，龙山县各民族子弟620余人组成龙山兵营，奔赴抗日前线。在艰苦的八年抗战中，他们先后转战泸、浙、皖、赣、粤、桂、鄂、湘数省，1942年编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参加了攻克日军平嘎据点、打通中缅交通线等著名的战役和战斗。全营官兵英勇顽强，前赴后继，最后除一人负伤离队外，其余600余人全部在抗日战场上壮烈殉国。[12]

（三）湖南少数民族人民积极配合正规军作战，英勇杀敌，保家卫国。

    1944年，作垂死挣扎的日寇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预湘桂战役，大举进攻湖南各地，但都遭到了中国军队的沉重打击，湖南少数民族人民也积极配合正规军打击日寇。1944年秋，日寇近邵阳，“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邵阳分会”成员组织城中回民转移。日军占领邵阳后，回汉各族群众组成摸夜队，配合游击队不断袭击日寇，沉重打击了日寇的气焰。1944年9月，日军又侵入江华县沱江、大路铺、白芒营等地，当地瑶族、壮族同胞自发起来抗击日军，打死打伤日寇多名。在1945年4—6月的“湘西会战”中，湘西南侗、瑶、苗各民族同胞更是积极配合正规军抗击日寇。当中国军队反攻到洞口县桐山乡境内时，以蓝春达为首的瑶族自卫队30余人自觉拿起武装，密切配合中国军队作战。[23]而侗、苗各族人民为保卫芷江机场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此外，湖南少数民族人民为湖南的国防工程建设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经过湘西泸溪、吉首、花垣等县的川湘公路是抗战时期连接四川后方与前线的主要运输线，这条公路的建成凝聚了湘西各族民工的血汗。在筑路过程中，各族民工不但要自带粮食，工具，还要承担采石、运沙、平整路基等沉重的劳役，且常遭监工毒打。土家、苗等族民工历时一年的艰辛劳作，以死亡数千人的代价终于换来了抗战交通的坦途，至今竖立在吉首矮寨天桥旁的“湘川公路死事员工纪念碑”就是历史的见证。1938年，晃县、芷江、黔阳、麻阳、会同、凤凰、辰溪等县的侗、苗、汉各族民工几万人齐集芷江，参加芷江机场施工，仅一年就峻工起用。芷江机场的建成为抗战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湖南少数民族人民为加强抗战防空能力贡献了一份力量。

（四）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许多湖南少数民族国民党高级将领率部在正面战场与日寇浴血奋战，驰骋疆场，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土家族将领汪之斌（永顺人）在抗战时历住国民党军师长、军长之职，率部参加过“八· 一三”淞泸会战、长沙会战等战役，战功显赫。土家族将领向凤武（龙山人）抗战时为国民党陆军少将师长，率部从淞泸会战、武汉保卫战、南京保卫战、山西、河南战役，直到打通中缅交通线，屡立战功。还有象土家族将领向阳（龙山人）、田仲达（古丈人）、覃子斌（大庸人）等都是功勋卓著的抗日爱国将领。苗族空军石邦藩（吉首人）曾任中央第二航空队队长，在“淞泸抗战”中，为保卫上海，驾机与日机空战，左臂中弹致残。桑植白族谷师墨在抗战时一直负责物资运输调度，忠于职守。其弟谷师孟1940年赴缅作战，任新一军少校营长，在密支那攻坚战中与日军血战两昼夜，终于攻克据点，受到盟军英方联队长卡尔上校的赞誉，并荣获中国远征军司令官罗卓英援予的“青天白日”勋章。在“湘西会战”保卫芷江机场的战斗中，国民党第18军第11师师长、芷江籍侗族将领杨伯涛带领全师官兵，直插日军左侧背，向南攻击，迅速切断了日军退路，使日寇遭到最后的惨败，[24]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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