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需要“对日关系新思维”？

中国是否需要“对日关系新思维”？

zhijiang.net.cn 日期：2005-7-12 来源：本站

一、“新思维”论争的由来

    ２００２年，人民日报原主任编辑马立诚应日本外务省之邀访问日本，归来后在《战略与管理》杂志同年第６期发表了《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２００３年，马立诚又先后在凤凰世纪大讲堂发表演讲，在《时事报告》杂志参与座谈，在日本右翼杂志《文艺春秋》发表文章，在日本中央公论社出版《摆脱“反日”》一书，多次重复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声称：日本就侵华战争已向中国“谢罪”２１次，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中方不应再抓住不放，对日本应该宽大为怀，共同面向未来；“日方没有必要再次进行道歉了”，“没有必要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日本的和平宪法也应该更改”。马氏还多次对中国的所谓“狭隘民族主义思潮”进行了抨击。

    ２００３年４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在《战略与管理》同年第２期发表《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一文，对所谓“新思维”进行了更为系统的阐述。此文可视为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之后，关于“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又一代表作。文章强调：中日关系再这样紧张下去对中国是相当危险的，因此有必要进行一场“外交革命”，大力实现中日接近。只要中日关系有大幅度进展，就可以“显著增强中国对美外交的杠杆”。为此，殷教授提出了接近日本的五大举措，大意是：中国应该大体上满足于日本对侵华战争罪行的反省道歉，不必再计较了；要多和日本做生意，少和美国、欧盟做生意；日本扩充军备的危险性被我们夸大了，我们内心适当警惕一下就可以了，面上要大度一些；要把日本当作政治大国看待，给以充分的尊重；不要阻拦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上述言论发表后，日本如获至宝，大为欢迎。据报道，“日本媒体铺天盖地进行转载，舆论充斥猜测之声，认为中国政府对日思维将因此发生新的转变。时殷弘也因此受日本外务省力邀，于5月到日本进行短期访问。”相形之下，“新思维”在中国引起的反响迥然不同，广大网友纷纷在互联网上发表对“新思维”的看法，赞同者寥寥，反对者甚众。

    笔者与马立诚为人民日报同事，与时殷弘为人民大学校友，但对马、时二人的所谓“新思维”断然不能苟同，且认为这一问题涉及国家利益、民族尊严和大是大非，不可等闲视之，故先后在《时代潮》杂志２００３年第７（下）、第８（下）发表两篇长文《对日关系新思维质疑》和《对日关系新思维再质疑》，分别对马、时二人之“新思维”予以驳斥。经人民网转载后，引起强烈反响。日本媒体认为，这是“中国官方网站发表的最为严厉的批判文章”。２００３年９月，在日本讲学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教授金熙德先生将他本人驳斥“新思维”的文章与本人的几篇文章合编为《对日关系新思维批判》一书，由爱国华侨段跃中先生主持的日本侨报社出版发行。以上述论著的发表为契机，广大网友对“新思维”的谴责有增无减，形成批判“新思维”的浪潮。同时也有少数网友表达了对“新思维”的赞同意见，对笔者提出反驳。关于“新思维”的论争，成为今年夏秋两季里舆论界的热门话题之一，影响及于中国大陆、港台、日本和新加坡等地。

二、“新思维”站不住脚的三大理由

    首先，感情上不能接受。

    １８７４年，日本发兵攻打台湾，由此开始了对中国长达七十年的侵略战争，成为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与其他西方列强相比，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最大——企图吞并全中国；侵略手段最狠——在中国使用了连德意法西斯都未曾使用的最残忍的细菌战和毒气战；祸害程度最深——仅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国军民就伤亡3500万人，直接、间接财产损失与战争消耗合计6000亿美元。对于这样一场战争，哪个民族能不刻骨铭心！然而，抗战胜利后中国军民没有虐待日军俘虏，而是让他们带上自己的行李返回日本；对于日本人遗弃的孤儿，中国人抱回家中把他们扶养成人；中国政府着眼中日友好，放弃了对日索赔要求。在中日关系上，中方始终顾全大局，以中日友好为重，真正做到了仁至义尽、以德报怨。但中国人民的宽宏大度换来的是什么呢？多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对于侵略中国的历史死不认帐，大作翻案文章，甚至把那场惨绝人寰的战争美化为解放战争。日本的右翼分子和政府要人们，一再参拜靖国神社，不断篡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窃取中国领土钓鱼岛，建立“有事法制”，与台独势力眉来眼去，图谋干涉中国内政。如此肆无忌惮地蔑视、伤害和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如此以怨报德、恩将仇报，怎能让中国人民撇开历史恩怨，谋求对日友好？面对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倒行逆施和面目可憎的恶霸嘴脸，中国人民怎能沉默不语、无动于衷？在这个是非分明、善恶清楚的问题上，“新思维”论者不去要求日本右翼分子闭上臭嘴，反过来要求中国人民不要吭声；不去要求日本政客收敛恶行，反而要求中国政府宽容大度。新思维论者很迁就日本右翼势力的所作所为，倒把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忽略不计了。这于情于理，哪一样能说得过去？

    其次，道理上不能成立。

    发动侵略战争的是日本，受害者是中国，日本应该谢罪。历史问题的要害，不是中国方面没完没了地提出谢罪的要求，而是日本方面有人没完没了地闹翻案，不断挑衅、刺激和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针对日本连续不断甚至愈演愈烈的翻案风，中国政府和人民除了要求日本正确对待历史之外，还有其他选择吗？历史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割不断的；人是有记忆的，一个民族的痛苦记忆更不可能被抹掉。德国政府和人民坦诚地反省了历史，承担了责任，而法国、以色列等纳粹受害国人民仍然念念不忘法西斯的罪行。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反省战争，中国人民有什么理由忘记那段历史？俗话说，好了伤疤也不能忘了痛，时教授却让我们伤疤未好就忘掉痛。这是什么道理？

    “新思维”论者认为中日关系再这样紧张下去对中国相当危险，因为“中国大陆经不起在一个往往敌对的美国、敌对的台湾以及可能敌对的印度之外，还面对一个敌对的日本。”我们的外部环境真的那样令人恐惧吗？似乎并不尽然。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我们目前的外部环境算是比较好的：没有公开的对抗，没有外部封锁，没有战争状态，也没有严重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无论中美关系、中印关系、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还是两岸关系，都有改善的空间和余地。至于中日关系，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既好不到哪里去，但也坏不到哪里去，并不存在时教授担忧的“不受制止地”恶化下去的可能。居安思危、处盛虑衰固然应该；但什么事情都有个度，危机感一旦过度会导致杞人忧天式的庸人自扰。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历史底蕴深厚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是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伟大民族，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应当表现出发自内心的从容自信和坚定无畏。什么样的大灾大难中华民族没有经历过？比现在严峻得多的国际环境我们不是也过来了？现在的世界的确不太平，但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主流，这是国际局势的基本现实，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的根据也正在于此。利用这段宝贵的机遇期，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提高综合国力，中华民族必将实现伟大的复兴，必将立于不败之地。

    一些人主张“新思维”的一个根据是“无力改变的现状”：既然中日历史问题已成了死结，总不能这样僵持下去吧？既然日本的右倾化和重新武装“终究根本挡不住”，总不能硬顶吧？为了现实利益，我们还是务实一点，绕一绕、放一放、让一让吧。这便是“新思维”放弃原则的逻辑。当年，英国首相张伯伦等绥靖主义者就是循着这一套逻辑对希特勒一让再让，苟且偷安，结果自取其辱，损失惨重。如果当年中国人面对日寇的侵略，也采取这套逻辑，都跑到“低调俱乐部”中跟着汪精卫鼓噪亡国论，只怕中国早就灭亡了。而真实的历史是，千千万万中华优秀儿女挺身而出，奋起抗战，最终打败了日寇，取得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全面胜利，捍卫了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并由此奠定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个了不起的胜利昭示我们：对于日本今天的右倾化趋向和右翼势力的反华行径，我们应取的态度，不是懦弱地退让，而是坚决地反对。即使不能完全扭转日本的右倾化，至少对他们也是一个制约，至少也可以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并借此提示国人保持警惕。

    “对日关系新思维”的一个后果，是使日本左翼力量和主张中日友好的人士更加孤立无助。多少年来，许许多多日本友人和有识之士都在为维护中日友好、推动日本反省战争而不懈地奋斗。中国民间受害者向日本索赔的一系列案件，也都是日本律师义务担任辩护。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出台后，让日本右翼兴高彩烈，却让左翼人士陷入了被动。他们感到困惑和痛心：我们同右翼势力的斗争需要中国的坚定支持，你们何以放弃了原则立场？

    第三，功利上没有必要。

    马、时等人提出“新思维”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不要让历史问题影响了现实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而实际上，几十年来中日经贸关系不断发展，日本连续10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２００２年双边贸易总额达１０１９．１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日本对中国大陆出口534.7亿美元，从中国进口484.4亿美元，历史性地实现了顺差，顺差额达５０．３亿美元。与此相反的情况是，我们与有的国家政治关系良好，而经济合作却不尽人意。这说明，政治有政治的法则，经济有经济的规律，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关键是你这里有无利益可图：如有，资本家会不请自来；没有，请他也不会来。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即便出于功利的考虑，也没有必要放弃我们的政治原则和对历史问题的立场。

    “新思维”的根据之一是中国有求于日本。时殷弘教授说：“中国对于中日关系大为改善的实际需求应当认为超过日本在这方面的需求。”这个论点不符合事实。中日互有需求，中日友好关系符合双方利益，中国没有必要以单方面的妥协让步求得中日友好。事实上，如果我们认真地、全面地加以分析，得出的恰恰应该是和时教授相反的结论：日本对于日中关系改善的实际需求超过中国在这方面的需求。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固然需要日本的资金和技术；但日本以贸易和技术立国，更需要中国这样潜力巨大而又相距甚近的投资和贸易市场。中国如果
失去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其损失的大部分可以从欧美寻求替代，而一旦日本失去中国大市场，在世界其他市场接近饱和或尚未发育的情况下，其损失无可弥补。此其一。其二，日本经济十多年来持续低迷，而中国经济蓬勃发展、蒸蒸日上，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引擎，这种鲜明对比决定了日本必须搭乘中国快车以寻求经济重振的外力和契机。在日本经济低迷不振的形势下，发展最快的是同中国的贸易，赚钱最多的是投资中国的企业。比如，畅销日本的UNIQLO牌服装卖得很火，实际是在中国生产的。不过，布料是日本生产的，设计是日本人做的，中国工厂的工作就是缝制，然后再由日本人拿回国内做最后的加工并销售。两头的利润都让日本人赚去了，中国企业赚取的利润不到１０％。日本人老喊“中国威胁论”，其实，蜂拥到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都在偷着数钱。中国固然应该欢迎日本企业来华投资，但日本也要对中国为日本提供了广阔的投资和贸易市场感到庆幸。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犹如鱼水关系，日本为鱼，中国为水，失去鱼之水犹为水，而失去水则鱼的命运会如何呢？另外，从外交和政治关系方面看，在全球视野里，如果我们处理好中美关系；在亚洲范围内，如果我们处理好与东南亚、韩国的关系；在国内建设上，如果我们能够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那么急于改善中日关系的，恐怕不是中国，而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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