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需要“对日关系新思维”？

中国是否需要“对日关系新思维”？

zhijiang.net.cn 日期：2005-7-12 来源：本站

三、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洪水猛兽

    “新思维”论者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痛恨中国的民族主义。他们的手法是拿中国人当中某些极个别的过激言行说事，如向赵薇泼粪事件、批评姜文参观靖国神社事件、深圳一家饭馆的“日本人不得入内”事件，以及要求日本人下跪等等，将这些过激言行加以集中、渲染和放大，然后口诛笔伐，恨不能铲干灭净，除之后快；与此同时却无视日本右翼势力已经控制日本政府、大财团和大媒体的基本事实，竭力淡化日本右翼势力的广泛影响，声称日本右翼力量很小很小，“在日本人口中不过是个零头”。

    他们如此这般无非是想证明日本很纯洁、很无辜，而中国却存在着“极端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狂热，这样一来他们便有了批判挞伐的堂而皇之的口实。在此，首要的问题不是忙于批判挞伐，而是弄清目前的中国究竟有没有极端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狂热？

    诚然，在中国社会尤其是青年人当中，的确有一些针对日本的过激言论，这种现象的存在与中国人对日本的嫌恶感相联系，其实质是针对日本新军国主义和反华言行的一种反对性和情绪化表达，并不具有实质的侵略性和威胁性。中国人民是宽厚善良、通情达理的，持极端和偏激看法的中国人并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以和为贵”，温良恭俭让才是中国人性格的主流特色，在国际问题上尤其如此。针对某些国家、某些洋人的反华歇斯底里，一些中国青年言词激愤，看似调门很高，而实质上他们所主张和要求的，不过是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而已，不过是要求其他国家、其他民族能以平等待我而已。这种言论主张，与日本右翼势力的军国主义言论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压根就不是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国家。在中国，任何倡导侵略扩张的言论都不可能得到普遍响应，这是由中华文明的本质和中国的国民性所决定的。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不可能存在极端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狂热。

    马先生的文章，完全回避了日本的挑衅与中国的回应之间的因果关系和是非界限，也不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对别的国家没那么嫌恶和反感，而唯独对日本如此。马先生为什么不想想，一个以德报怨、宽大为怀的民族今天何以对日本如此愤愤不平？难道中国人天生就有仇恨日本的基因吗？中国人的情绪难道是空穴来风吗？过激的言论固不可取，但抹杀了事情的因与果、是与非，就失去了说理的基础。

    如今一些人，自奉为优越、文雅、高人一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忘记了自己的民族和国籍，忘记了自己应有的立场，而值得讽刺的是，被他们奉若神明的洋先生们却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哪国人，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民族的利益，甚至在为谋求全球霸权而殚精竭虑，不遗余力。

    正当的、理性的、开放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在内涵上大致统一，在外延上几乎重合。在当今这个并不太平的世界上，在超级大国大搞霸权主义的世界上，在民族国家、主权国家仍然是最基本的利益单位的情况下，在全球化逐步淹没各国文化特色的背景下，我们的民族精神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太强，而是太弱，不应受到批判和遏制，而应大力提倡和加以培育。时代呼唤中国人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学习先进而不妄自菲薄，热爱祖国而不走极端，做理性的、开放的、具有坚强民族精神的爱国者。

四、需要新思维的是日本

    谁有病谁吃药，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是常识。“新思维”论者犹如一位庸医，还没搞清患者是谁，病症为何，就胡乱开药，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这种所谓的“新思维”给日本提供了口实：中日关系不好的症结在中方。中国目前实行的对日政策是有问题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必须改弦更张。实际上，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人都不难看出，中日关系的症结在日方而不在中方，需要新思维的是日本，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日本要做的事情比中国多得多。

    首要并且具有本质性的，是历史认识问题。要正确地面向未来就不能不反思过去的错误，诚恳的道歉只能来自于彻底的反省。到底是谁发动了战争？到底是谁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这是必须搞清和必须正视的基本问题。日本人的“受害者意识”之所以似是而非，是因为它混淆了受害原因的不同。日本有些人总强调自己挨了原子弹，却回避了一个实质性问题：日本为什么会挨原子弹？因为侵略别人而导致自身受害，与遭受侵略而受害，不是一回事。发动侵略战争的是日本，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国，不正视这一事实，就不可能消除中日之间在历史认识上的歧见。不要以为遗忘或者抹杀这段历史，就可以蒙混过关，这是一个涉及国家道义、民族良知、人类文明的大是大非问题，也是关系日本未来的大问题，绝对不是可以蒙混过去的。日本政治家要想保持中日友好，要想提高自己的国际政治地位，与其把力气花在外交上，不如努力在国内创造一种正视历史的气氛，在这方面德国的经验可资借鉴。德国正视了历史，卸下了包袱，赢得了全世界的理解和尊敬。历史上，日本曾经有过学习德国的经历，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理应以德国为榜样，否则如何赢得邻国的理解、信任和尊重？怎能成为具有政治影响和道义力量的大国？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把日本引向歧途，使日本濒于毁灭的边缘，而战后的和平环境却保障了日本的经济腾飞，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事实已经证明，那些军国主义分子，貌似爱国，实则祸国，是地地道道的“爱国贼”；那些继承军国主义衣钵的新军国主义分子、右翼分子，也决不会给日本带来福音。教训在前，殷鉴不远，对于战争与和平、正义与邪恶，相信日本人民终会得出正确的鉴别和认知。
在经济领域，日本也应当把自己的眼光放远些，把胸怀放宽些，把中国的发展视为日本的机会而不是威胁。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原因在日本自身而绝不在中国，只有从自身寻找原因而不是诿过于人，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日趋加剧的国际竞争和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态势要求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既近又远”的国家在更大程度上消除分歧、寻求合作。借助中日合作的加强来复兴日本经济才是上策。只有将萎靡不振的日本经济放在亚洲经济这个“大棋盘”当中来谋划，吸取亚洲经济增长的活力，才有助于日本走出低谷。换言之，日本的改革也需要同“开放”连在一起。当今日本急需扩大开放的主要对象就是亚洲，就是建立区域性的自由贸易体制，这是人心所向，利益所系，大势所趋。

    笔者也注意到，有的学者虽不同意马、时等人的观点，但认为形势变了，要与时俱进，日本需要对华关系新思维，中国也需要对日关系新思维。这里有一种误解需要澄清，所谓“新思维”指的不是新的战术和策略，而是新的战略性思考。从战略上看，中国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是正确的，并没有修改的必要。因为这一方针兼顾了历史与未来，既强调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又指明了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既坚持了自己的政治原则，又推动了中日经济合作的发展。诚然，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的过程中，需要注意方式方法，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某些策略的调整，但并不需要进行战略性的改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笔者不认为会有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更加高明的方针。对于这样一个正确的方针，我们应当坚持它，而不是放弃它。

    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之所以不能成立，就在于它既罔顾历史，又无视现实，既不讲原则，又混淆是非，既缺乏论证，又逻辑混乱。这种不伦不类的“新思维”貌似理智，实则糊涂，貌似公允，实则偏颇，自以为高明，实际上低劣。说白了，其实质就是要求中国放弃原则，放弃立场，对日本右翼势力和新军国主义思潮宽容退让（因为对日本主张中日友好的人士，是无需宽容退让的）。与其说这是什么“新思维”，倒不如说是新绥靖主义，这种论调根本无益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也无助于中日友好的真正建立。

    其实，马立诚等“新思维”论者并不缺乏对资料的掌握，不缺乏对情况的了解，也不缺乏认识问题的能力，关键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看问题，用什么感情看问题。大概，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否则就无法理解一个中国人何以会提出“日方没有必要再次进行道歉了”、“没有必要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日本的和平宪法也应该更改”这样荒谬绝伦的观点。

五、日本宣扬“新思维”的意图与中国政府的真实立场

    日本方面大肆炒作马、时等人的文章，并刻意突出马的“人民日报评论员”身份，似乎“新思维”具有浓厚的官方背景，但据笔者所知，所谓“新思维”只是他们个人的见解，不代表人民日报，不代表中国政府，更不代表广大民意。“新思维”论者动辄把中共十六大提出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和胡锦涛总书记“放眼长远，筹谋大局”的主张挂在嘴上，以此为旗号兜售自己的私货，而实际上，无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还是“放眼长远，筹谋大局”，都不意味着在中日关系问题上放弃原则立场，与所谓“新思维”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胡锦涛总书记多次敦促日本要正视历史问题、以史为鉴，表明中国不能容忍日本否认侵略历史。李肇星外长最近在一个报告会上也强调，中国主张中日友好，但对于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参拜靖国神社等行为绝对不能接受。在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刚刚当选上任的温家宝总理特别指出：“正确对待和处理日本侵华的那段历史，始终是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希望日本政府恪守中日之间的三个文件，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日本媒体大肆宣扬马、时等人的“对日关系新思维”，其意图在于制造一种民意假象和舆论压力，迫使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不再提及历史问题。但是，他们对中国的这一要求不是以自身对战争的反省为前提，而是企图在拒绝谢罪、拒绝反省、拒绝承担战争责任的前提下，片面要求中国放弃追究。这是一种典型的单边主义企图和不讲道理的强求。今年１０月７日《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签署后，日本外务省官员立刻对记者发表谈话说：“中国根本没有触及‘历史问题’，完全是面向未来。”日本媒体也渲染说：同日本交换正式文件时拘泥于历史问题的中国以日中韩三国宣言为由，不再拘泥于历史问题。对此外务省解释说，这是重要的一步。”日本如此渲染，似乎中国政府已同意日方要求，开始实行“对日关系新思维”，这实在是对中国政府对日方针的断章取义和故意曲解。事实上，就在１０月７日中日两国政府首脑的会谈中，温家宝总理再次强调历史认识是敏感问题，敦促小泉純一郎首相在参拜靖国神社和历史认识问题上作出决断。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１０月１１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特别强调说：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印尼巴厘岛会晤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时郑重表示，发展中日关系，必须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必须恪守《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重要文件的原则。章启月说，温家宝明确要求日方正确对待历史，当务之急是妥善解决齐齐哈尔日本遗弃毒剂伤人事件，同时加快销毁日本遗弃在华化武。这说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才是中国政府的真正立场和真实态度。

    就在本文收笔之际，又传来消息说：小泉纯一郎表示将再次参拜靖国神社，且声称已得到中方的理解。对此，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于１０月１２日迅速予以回应，希望日方切实认清靖国神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不要再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两天之内中国政府连续两次强调对日关系的基本原则。笔者以为，这实际上明白无误地宣告了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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